白桦与红霞

《鲜花的山岗》第五十八章(终章)


        远远地望一望吧,那就是亚平宁。电视镜头一闪而过,留在观众们脑海中的,不过是群山绵延起伏的身影。就像那些吵吵嚷嚷的游客,拍完照片后就赶向下一个景点。为的是能在别人问起时这样回答:“我见过,亚平宁真美。”

        他们没有走过山里的路。他们不知道,山里的石头都能像人的骨头那样坚硬。他们也不知道,山里的花朵只要一个夜晚,就能浩浩荡荡地开遍了谷地和高岗。

        亚平宁的石头一年一年地沉默,亚平宁的花朵一年一年地开。娜塔丽娅·尼古拉耶夫娜从不去回想,但她心里明白。她曾在二十岁那年发誓:永远不再回到亚平宁去。然而生活自会安排某些瞬间,让那严峻的青春岁月从记忆深处浮现。仿佛是为了考验年过六旬的娜塔丽娅·尼古拉耶夫娜,究竟配不配得上当年的娜塔莎。

        蓦然间,她严厉地想:配得上也好,配不上也好,谁也不能责怪她!

         她没有觉察到自己握紧了拳头。儿子什么时候走到她身边,说了些什么话,将一封什么信递到她的手里来——她都没有留意到。她甚至都没有看上一眼寄信人的地址,就心不在焉地拆开了信封、展开了信纸。

         仿佛是整个世界扑到她的怀里来:

        “亲爱的小妹妹娜塔莎!我们最可爱的小白鹤!我们最聪明的女数学家!”

        ……我知道,这种年纪,这种称呼,于你们俄罗斯人而言未免太不稳重。但是不可能有别的名字,娜塔莎,我们亲爱的姐妹。谁要是还记得炮火的气息,谁就知道:姐妹——这个词,有着很深、很深的含义。

        可别埋怨我把你忘了,小妹妹。直到今天我还记得,你那双风吹日晒的、却还好像孩子般的手,怎样浆洗衣裳、包扎伤口、擦拭步枪。甚至还要追溯到1937年春天,马德里近郊的战壕里,我将小荷包捧在掌心,想象着她出自怎样的一双手。如今她仍旧安静地伏在我的掌心,当然,早就比不得五十年前那样好看。可是那并不要紧。要紧的是:她始终坚守着荷包应尽的职责,好好地保存着烟末儿。男子汉的道路上,再也没有比这更忠实的慰藉。相信我的话吧,小妹妹,西班牙人不耍心眼。

         五十年了。那时我只身闯进广袤的世界,并不知道等待着我的是什么。然而什么也没有将我等待,无论苦难,无论幸福。于是我只好把自己交付出去了,就像堂·吉诃德孤身只影地踏上遥远的征途。值得骄傲的是:这世上有堂·吉诃德,就有桑丘·潘沙;有鲁滨逊·克鲁索,就有星期五。否则,故事就讲不下去。即使这故事并不是一篇童话,历尽艰辛后总会有个圆满而快乐的尾巴。

        不能不觉得难过啊。我终于等到了那一天,能够重新踏上西班牙的土地。我并不奢望妈妈还能认得我的模样,毕竟,离开的是个毛头小伙,归来的却几乎是个老头儿。但我不能相信别人告诉我的话:妈妈已经在我回国前一个月去世了。能让我相信的只有一件事:在1939年春天的那个深夜,妈妈一定曾站在祖国的海岸边,为我的征途祝福。她一定曾命令上帝,不许让死神把手伸向她的儿子。

         娜塔莎,小妹妹,如果我现在命令上帝:让妈妈从坟墓里站起来,看一看她的儿子……唉,可是我算什么?只有母亲才可能拥有那样的力量,让命运向她俯首称臣……

         ……说点快活的事情好了。这些年,我和他始终在一起,我和罗维诺,这一点无需隐瞒,也无需解释。我们的足迹遍布许多国家、许多城市,最好的莫过于那不勒斯。真愿意出生和成长在那里,假如这世上没有西班牙的话。

        这些天,罗维诺特别开心。那不勒斯首次获得意甲冠军,可给整个南意大利争了一口气。就算维苏威火山再喷发一次,怕是都闹不出这么大的动静。罗维诺都快把嗓子喊哑了,似乎还是在1943年秋天,他躲在米兰的一间学生宿舍里,和他的双胞胎弟弟费里西安诺打过一个赌:将来上帝总会降临那不勒斯,让其他球队都只有傻眼的份。他把这赌约的有效期定为五十年之内——结果就在第四十几年的时候来了个马拉多纳!你说,小妹妹,他是怎么算出来的?真有他的!简直比咱们了不起的预言家丽莎还要神通广大……

        说到丽莎,两个月前我们去看望过她了。前一阵子还和弗朗西斯通了电话。我赶在今天将这封信寄出去,因为我和罗维诺明天就要背起行囊,在亚平宁的怀抱里再走一走。当然,要把你的小荷包也带着。

         你大概会以为,我们这是为了追溯游击队的往事。不,不,我们只是想看一看五月的亚平宁,看一看漫山遍野的鲜花。

         愈是上了年纪,就愈是应该多看看美丽的花。相信我的话吧,小妹妹,西班牙人不耍心眼。

         请代我们向你的全家问好。当然,最紧要的还是致你个人的问候。我们起初想祝你幸福,后来又想祝你勇敢,可最终还是决定换成另外的一句话。你是知道这句话的。这句话无论是对你、对我、对我们,都有着很深、很深的含义……

        “致以青春的敬礼!”

                                             永远忠实于你的

安东尼奥·费尔南德斯·卡里埃多和罗维诺·瓦尔加斯

         ……

        远方一定非常奇妙。不然,奶奶就不会坐在窗边,久久地望着远方。

        万尼亚摇摇晃晃地跑到窗边,踮起脚尖,将胖乎乎的下巴颏抵在窗台上。

        “什么都没有。”他抱怨道。

        “你再看一看,万涅奇卡。”

        “我只能看见天空,蓝蓝的。”

        “山也是蓝蓝的。”

        “山里有什么?”

        “山里有花,花儿有蓝的,也有白的、红的、紫的……”

        “奶奶,可我看不见山,也看不见花。”

         “奶奶教你。只要你睁大眼睛,用心去看,心里想的是什么,就都能看见。”

        “嗯,那我试试。”

        “来,坐在奶奶腿上……看见了么,万尼亚?山上开满了花……”

向我的读者们致以青春的敬礼!

《鲜花的山岗》第五十七章

   

        生活分成了四部分:一份给尤拉,一份给瓦列里叔叔,一份给学生们,还有一份留给她自己。尤拉开始约女孩子去电影院了;瓦列里叔叔做了次心脏手术;家长会上已经出现了她教过的第一届学生。娜塔丽娅·尼古拉耶夫娜料理完白天的事情,陪家里人看一会儿电视,然后开始她自己的生活。

        她反复地读那些远方来信。信中谈的都是些婆婆妈妈的琐碎:譬如说,贝什米特小姐和一位导演结婚,生了一对双胞胎(其中一个取名基尔伯特);还譬如说,弗朗西斯打算去镶两颗假牙。娜塔丽娅·尼古拉耶夫娜读得津津有味,然后把日常的鸡毛蒜皮通通写进回信里去。

         信中从不提及战争,这一点他们心照不宣。那些曾在梦中为之潸然泪下的往事,根本就不能够再向彼此倾诉。

        安东尼奥和罗维诺始终杳无音讯。不是安东尼奥,也不是罗维诺,而是安东尼奥和罗维诺。想到一个名字,另一个名字就自然而然地浮上了心头,从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莫不如此。弗朗西斯给过她一个很久以前的地址,她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写信过去,自然是石沉大海。毕竟,安东尼奥和罗维诺是一直在路上的。三十年来,她始终记得分别时他们说过的话:“我们要一起走过大地的每一个角落……”那时,安东尼奥还庄重地起誓:将永远把她绣的小荷包带在身边。


        晚上并不都在读信和写信中度过,安娜·伊戈罗夫娜——曾经的安妮娅,有时会带着孙子来看她。

        1975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她们俩坐在客厅里,边看电视边聊天。国际新闻报道了西班牙统治者佛朗哥去世的消息。

        “终于死啦。”安娜·伊戈罗夫娜感叹道,“想一想三十年代,那时都怎么说的?西班牙共和国必胜!佛朗哥必败!可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和我们想象的完全两样……”

        “竟然都是四十年前的事了……那时学校还组织我们往西班牙写信、寄小礼物呢……”

        “到现在还记得,我是用帆布缝了个行军背囊。我有时候就会漫无边际地想:这背囊是寄到了谁的手里?他的命运怎样?”

        娜塔丽娅·尼古拉耶夫娜没有回答。

        她也没有忘记1937年春天,十二岁的自己怎样用红丝线,在小荷包的花布面上细细地绣下这样一句话:“给西班牙的小雄鹰:致以青春的敬礼!小白鹤。”为什么是这句话,谁也不会知道。

        在严峻的青年时代建立的那些友谊,其中有一份开始得更早。亲爱的小荷包,当你刚刚踏上动荡的征途时,你是洁净和秀美的。后来你被汗水浸透,被鲜血染过,被武器的尖角扯破,并且再也洗不掉烟末微微呛人的气息——那是行军路上最忠实的伴侣。你变得粗糙了,但你还是你,还是你……


        时代不一样了,就连鼎鼎大名的伊巴露丽都回到了西班牙。娜塔丽娅·尼古拉耶夫娜常常想象:当年的西班牙共和军普通一兵安东尼奥,怎样再次踏上祖国的土地。这一天迟到了几十年,但是总比等不到要好。

        1985年春天,第三十五中学隆重地举办了仪式,欢送敬爱的数学女教师退休。很快就迎来了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娜塔丽娅·尼古拉耶夫娜在那一天荣升为奶奶。她非常满意,一切都按她预先想好的轨道进行:儿子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娶了个称心如意的儿媳妇。大家都同意给孙子取名万尼亚。唯一的遗憾是:瓦列里叔叔没有能够等到这一天。去年他下葬的时候,娜塔丽娅·尼古拉耶夫娜把哥哥的一张旧照片放进了棺材。

        至此,生活中的全部任务都已完成。娜塔丽娅·尼古拉耶夫娜心平气和,观察儿孙们的生活。就拿尤拉来说,都当爸爸的人了,仍旧像少年时那样,把足球明星的海报往墙上贴。

         1986年秋天,尤拉贴上了一张新的海报。那是个身穿浅蓝球衣和白色球裤的年轻人。

        “迭戈·马拉多纳。今年阿根廷世界杯夺冠的头号功臣!记得么,妈妈?电视上他连过五人进的球,真漂亮!”尤拉兴高采烈地说。

        “可我记得,那时他穿的球衣和海报上不一样……”

        “嗨,妈妈,那时他代表的是阿根廷国家队。海报上是他的俱乐部队服,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

         “为什么要跑到那么远的意大利去?”

         “远方是很远,可是那里有梦想。”


         生活把人们从故乡带走,像疾风裹挟着种籽一样,播洒到世界各个角落。千百年来莫不如此。终有一天,人们不再因为战乱而背井离乡,而是为了践行年少时的第一句誓言:希望自己将来做怎样的事业,成为怎样的人。

         可不要轻视这句话,亲爱的。人生在世,再也没有比这更严肃的事情。

        刚满两周岁的万尼亚已经能够流利地说话了。1987年5月9日,他跟着奶奶一起去了公园,生平第一次记住了那么多人,那么多气球,那么多鲜花。然而最让万尼亚难以忘怀的,还是航空学校门口的一位空军飞行员。这人可不懂事了,他个头够高,模样也够好,却从不送花给姑娘们,只是站在高高的底座上,等着人家把花儿放在他脚下。

        “奶奶,他叫什么名字?”

        “万尼亚,和你一个名字。”

         “他为什么站在这儿?”

         “为了你。”

         “他是谁?”

         “他是勇敢的人。”

         “我也要做勇敢的人。”

         可不要轻视这句话,亲爱的。人生在世,再也没有比这更严肃的事情。


         万尼亚没能立刻变成勇敢的人,第二天他就被爸爸吓哭了。爸爸好端端地坐着看电视,忽然就跳起来狂呼乱叫,多可怕呀。这下可把妈妈和奶奶忙坏了,一边要哄万尼亚,一边还要训斥爸爸。

         他不知道爸爸是在看球赛。5月10日,那不勒斯在意甲最后一轮战平佛罗伦萨,赛季总积52分,成为史上第一支夺得意甲冠军的南方球队。

         “报纸上说的,在那不勒斯,人们都管他叫上帝!”尤拉眉飞色舞地形容,“马拉多纳刚去那不勒斯的时候,球队还在为保级发愁呢。三年内夺得联赛冠军,拿上帝来形容他可一点都不过分!”

         让尤拉激动去吧,娜塔丽娅·尼古拉耶夫娜心平气和地想。人过六十,出于健康的考虑,凡事都不该再像小年轻那样激动。何况她也确实觉得,这辈子已经没有什么好激动的事了。至少从退休那天起就是这样的。

         有时候,镜头会从球场移开,走马观花地掠过水彩画一般的意大利风光。娜塔丽娅·尼古拉耶夫娜偶尔瞟一眼电视,看见的不是维苏威火山,不是墨西拿海峡,也不是柔情似水的威尼斯抑或永恒的罗马。

         她看见了绵延起伏的亚平宁。


【注】

下一章大结局。


附:主要人物在本文中的生活年代,便于诸位查阅:

罗慕卢斯:    1873-1943

弗朗西斯:    1913-

亚瑟:            1917-1944

基尔伯特:    1920-1944

安东尼奥:    1920-

伊万:            1920-1941

契亚拉:        1921-

罗维诺:        1921-

费里西安诺:1921-

伊丽莎白:    1923-

娜塔丽娅:    1925-

彼得:             1929-


盛夏般的生命——致白桦与《鲜花的山岗》中的基尔

普希金说过:“世上没有幸福,但有自由和宁静。”只要想到这篇故事在时隔多年之后,还能留在一些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的心里,我就觉得自由和宁静,也许,还幸福。向你们致以青春的敬礼……


Snow of Kilimanjaro:

*本文含有对《鲜花的山岗》的部分剧透,没有看过这篇文的朋友们可以先不要往下看!




很多年以后,经过涅瓦河的边上,我都能回想起《鲜花的山岗》中所描述的那个充满灰烬和痛苦的日子。对这篇文中的基尔伯特·贝什米特来说,这个日子或许仅仅意味着一个认知——“他们把海涅烧成了灰”。


我以为这是他的开始:是作为一个真正的人的开始,最后它也变成了他的结局。同人中描述过太多基尔的死亡,但再没有一篇再令我有如此深刻的感受:枪声瞬息而过,“背叛了祖国”的德国人基尔伯特·贝什米特倒在地上,胸口渗出的鲜血染红了海涅的诗歌:“听见了德国的语言/我有种奇异的感觉/就好像我的心脏/在舒适地溢着血”。


这一幕浮现在脑海里的刹那,同时浮现的还有笑着说“此地甚好”,饮弹自尽的瞿秋白;有从容赴死的牛虻;还有倒在地上的安德烈·博尔孔斯基。我早就预感到了基尔的逝去,但我依然感到痛心,使我痛心的不是因为白桦大力渲染了这个人的死——恰恰相反,与这个人盛夏一样的生命相对的,是他戛然而止的死亡。在他已经足够鲜活、足够清亮、足够正直也足够年轻的时候;在他已经有了自己的所爱和爱自己的人之后,甚至是在他得到了对自己怀有仇视的同伴的“谅解”之后,他去死了。


我第一次认识这样的基尔还是在我少年时,如今都已经开过了两届的奥运会;曾经的我愚顽无知,现在的我大约懂了一点事情,到底与从前不一样;时间使我年长,知识让我强壮。到现在,我几乎忘了这篇文里基尔死亡时的所有细节,但我却记住了他活着时的全部桥段。我记得他是怎么骂骂咧咧地从火车上跳下来遇见丽莎的,我记得他三番两次地捉弄这姑娘,我还记得他最后娶了这女孩,他还有了自己的孩子。我也记得他会特地找出几本数学书给同伴里那个不怎么喜欢他的女孩子,我还记得他身为德国人而有的一切内心的挣扎和颤抖。那些被希特勒下令烧成灰烬的诗歌和书籍,既是他的梦魇也是他的动力。


是的,我得说那是“动力”。在当时的背景下,要做出“背叛同胞”这种事,是需要非常大的勇气的,基尔做到了。知识、良知,他的痛苦令我印象深刻,就像《静静的顿河》中在医院里受着新思想折磨、在病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格里高利一样深刻。在思想上的涅槃以后,基尔终于走上了自己的道路,直到他死去。


我想他是不会后悔的。这一条生命过得何其短暂,但这短暂的一生并没有长在寒冬中,反而生在盛夏里。基尔的一整个生命都是蓬勃而旺盛的,充满了高昂的理想主义和热情的利他精神,充满了诗意也充满了理性。我想他应该是个理想的丈夫吧,至少对丽莎来说是。


可如果要彻底地谈这个人,就还得谈他的死。他死得太快了,这是我唯一心存悲伤的地方。因为对这样的基尔来说,死得年轻并不可怕,他早已走过了别人一生的路;死得悲惨也不可怕,他心中的火焰高于恐怖。白桦笔下基尔的死,也并不包含这些——他只是死得太快。太突然。穆旦骑着车摔下来,几个月后身亡;郭小川丧生于突然的火灾里——就是这样的突然。你会开始怀疑自己的眼睛:这个人为什么死了?不对,这个人怎么就死了?也不对,谁把这个人杀了?


——都不对。


丽莎可能就是这样的心情。她怀着基尔的孩子,在孩子的父亲死后坚强地到处走着;这就好像这一种坚定的执着,能把基尔的生命从此都放在她一个人的肩膀上似的。


我一直认为,丽莎和基尔的孩子,也应当包含在基尔的“死”之内。基尔死去的同时,他的孩子,一个新的生命在孕育;生和死在这里得到完整,它们成对出现,交织成生命的轮回。死不仅只是死,死还是生。基尔年轻的生命死去了,但他的精神会留给他的同伴、妻子、孩子……会永远活下去。


创作了本文的白桦是幸福的——这只是我小小的猜测。在白桦以后,我再也没能在同人圈见过如此美丽的文章。我说“美丽”,这不是指白桦的文辞有多么华丽,而在于它所呈现给读者的,往往是一种辉煌而明亮的美,代表一种高昂的浪漫主义精神。你很难再在其他地方去找到这样的文字,是因为很少有人能拥有这样明亮的灵魂。


基尔也是幸福的。他过完了很有意义的一生。即使是那些活下去的人们,也未必每一个都能拥有像他一般的宛如盛夏的生命。




END


壮着胆子 @白桦与红霞 

《鲜花的山岗》第五十六章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娜塔丽娅·尼古拉耶夫娜觉得家里越来越大,越来越整洁,越来越安静。这是为什么呢?她想,大概是因为家里没有孩子。

         四十岁生日一过,娜塔丽娅·尼古拉耶夫娜就从孤儿院领回了一个四岁的小男孩。他的小名叫尤拉,正式的名字是尤里——这是孤儿院的老师们给取的,因为他出生在1961年4月12日,正好就是尤里·加加林飞上太空的那一天。

        她觉得尤拉很像万尼亚:浅色头发、圆脸庞,笑嘻嘻的紫蓝色眼睛。回家的路上,娜塔丽娅·尼古拉耶夫娜试探地和尤拉商量,愿不愿意改个名字叫万尼亚……

         尤拉当时就大哭起来,他可是一向以自己的生日和名字为荣的。她哄了他一路,发誓不再打他名字的主意,小家伙才善罢甘休。

          “其实长得和万尼亚不像,等大了就能看出来了。”到家以后,瓦列里叔叔笑着说,“不过,还挑剔什么呢……”

         妈妈前两年就去世了,没能看到这一天。瓦列里、娜塔丽娅、尤里,这没有血缘关系的祖孙三代,组成了一个小小的家庭。


        尤拉一天天长大,模样儿到底不像万尼亚。瓦列里叔叔说对了,到底是万尼亚的亲生父亲。每当瓦列里叔叔凭窗遥望之际,娜塔莎就会走到他身边,像亲生女儿那样握住他的手。

        她不在家的时候,尤拉就学她那样做。值得慰藉的是:尤拉长成一个懂事、英俊、聪明和快活的男孩子,这样的好事可不是每家都摊得上。娜塔丽娅·尼古拉耶夫娜开始做梦了:将来儿子会考上大学,然后工作,娶个称心如意的儿媳妇。当然,最好能给孙子取名叫万尼亚。至于她自己,退休后就带带孙儿,陪瓦列里叔叔说说话——愿亲爱的瓦列里叔叔健康长寿!那时他们家就四世同堂了。

        时间平平静静地进入了七十年代,尤拉热热闹闹地庆祝了十岁生日。说得伟大点儿,同时还是加加林升空十周年纪念。正好那些天莫斯科举办译制片展演活动,生日宴会结束后,母子俩就到电影院去了。在一幅外国女明星的海报前,娜塔丽娅·尼古拉耶夫娜停下了脚步。

         瞧那光辉灿烂的栗色长发,就像华美的吉卜赛织毯一样;翡翠般的大眼睛快活又明亮,看着真亲切。那轮廓有力的白皙面庞,还有挺直的鼻子和略带讥诮意味的薄嘴唇,又让这姑娘显得像个聪明自负的大学生。

         真漂亮。简直就是小鸟儿、小云儿、小花儿、小星星……

         “真巧!”尤拉笑嘻嘻地观察着海报上的人物介绍,“你们俩还同名呢……妈妈,好妈妈,怎么哭了?”


         那些日子,她把贝什米特小姐主演的电影看了一场又一场。平心而论,这是部了不起的浪漫爱情喜剧。娜塔丽娅·尼古拉耶夫娜最不喜欢的就是这一类片子,尽管场景和人物都挺美,情节够精彩,结局也够快乐。但她总觉得:别人把故事拍得这么幸福,仿佛就是为了笑话她的命运。

         既然人间并没有太多的幸福,那么就全部交付给儿女们吧。亲爱的娜塔莎·贝亚德·劳伦夏·爱斯梅拉达·贝什米特,一定是个幸福的姑娘。

         女教师照着电影制片厂的地址,通过老战士委员会的关系,给贝什米特小姐寄了一封简短的信——亲爱的,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那年春天,是我把自己的名字给了你。

         活了大半辈子,她还从未这样惴惴不安地等待过回信。大概就像当初伊丽莎白临产前说过的那样:“又激动,又害怕……”那时她是怎么回答的?“一切都会好的,我来给你唱个歌儿吧?”

        回信终于来了。确切地说,是一个包裹。娜塔丽娅·尼古拉耶夫娜凝视着寄件人的名字“伊丽莎白·贝什米特”,几乎失去了打开包裹的力量。

         包裹里有一张母女俩的合照、一封很厚的信、一床手缝毛毯。女教师将信读了又读,每一遍都能从字里行间揣测出新的含义。但是她最想知道的一件事,信中却语焉不详:这些年来,伊丽莎白的个人生活究竟怎样?

        可是她也知道,千万不要在回信中询问。

         娜塔丽娅·尼古拉耶夫娜将毛毯裹在身上,久久地凝视着母女俩的合照。贝什米特太太也老了,衬得贝什米特小姐格外光彩照人。母亲搂着女儿的肩膀,她的左手无名指上戴着一枚戒指,镶嵌成了铃兰花的模样。


          娜塔丽娅·尼古拉耶夫娜又开始写信了。这一次是寄到比利牛斯山的某个天文台,地址是伊丽莎白在来信中提供的。曾经的第一突击旅副旅长,今年应该五十八岁了。女教师写信时特意问候:身体还好么?看在星星的份上,请多保重吧,毕竟我们早都不年轻了。

         回信却完全是一副年轻人乐呵呵的腔调:愿所有的星星都来保佑你的美丽,亲爱的小妹妹。托你的福,哥哥我身体向来结实,最近一两年还不至于要去见撒旦。不过倒是快退休,回巴黎老家去了。你写这个地址还真及时!是丽莎告诉你的么?她女儿现在是个大明星,哎——呀——呀!真是个美人儿!哥哥我简直恨不得年轻三十岁……

         随信一起寄来的是许多照片。娜塔丽娅·尼古拉耶夫娜望见了比利牛斯广袤的脊梁、峻峭的臂膀;望见了山顶永久庄严美丽的星空。她甚至觉得莫斯科轻拂面庞的晚风,是从遥远的比利牛斯呼啸而来。

         只有一张照片上站着年老的天文工作者波诺弗瓦。他靠在一面峭壁之下,神情明朗又沉静。在他的白发旁边的岩石上,刻着两个年代久远的大写字母:“F”和“A”。

         这两个字母象征着什么?娜塔丽娅·尼古拉耶夫娜沉思了很久,怎么也猜不出来。


《鲜花的山岗》第五十五章

 
       那天,直到傍晚的时候,娜塔莎才问道:“哥哥在哪儿?”
        妈妈没有说话。瓦列里叔叔叹了口气,这样回答:“在他从前念书的航空学校门口。”
        “我走的是第三十五中学那条路。”娜塔莎喘不过来气了,“他在等我?”
         “战争刚爆发的时候,他就说过,你会回到我们身边的……”
          娜塔莎一下子跑出了家门,果真就像一只贴着地面飞行的白鹤那样。
         “万尼亚!万涅奇卡……这是你的妹妹,从坟墓里爬了出来,回到莫斯科故乡来了……从前,妈妈要我抑制住自己,趁着你还什么都不知道。你果真什么都不知道么?你可以安慰我,也可以笑话我,因为你是小雄鹰……安妮娅暗恋的也是你,也因为你是小雄鹰……小雄鹰,小雄鹰,你高飞在云天,你从高空俯瞰草原。那快乐伙伴已永远地沉默,只有我还活在人世间……我一直记得这首歌怎么唱,因为是我们俩一起学会的。瞧,这就是你的学校,你从小就想当飞行员来着……妈妈说得对,果真是小雄鹰……”
        万尼亚没有回答。他不再像小时候那样,笑嘻嘻地俯视着妹妹了。他高高地站在花岗岩底座上,眼睛严肃地望着遥远的云天。
        她伸出手来,想要摸一摸那岩石的战衣、岩石的身躯、岩石的脸庞、岩石的眼睛。可她唯一够得着的,是不知什么人放在他脚下的花朵。

        “万尼亚,是你么?”
        “现在我是万尼亚。前天,卡捷琳娜买完菜过来看望我,那时我是她的儿子阿辽沙;昨天,薇拉下班后过来看望我,那时我是她的丈夫米哈伊尔;就在今天早晨,瓦西辽克去幼儿园的路上也来看望我,那时我就有了一个胖乎乎的小儿子。”
        “这一次是你的妹妹来看你。可是为什么,你仍然像雄鹰那样望着远方?低下头来,像小时候那样冲我笑一笑吧……”
        “当还是血肉之躯的时候,我是很愿意笑的。冲着你笑,冲着爸爸妈妈笑,冲着小伙伴们笑。我只有短短一瞬间感到痛苦,那是在1941年深秋,莫斯科郊外的茫茫夜空里。我用被子弹打穿了的手掌,驾着熊熊燃烧的战机冲向了法西斯侵略者的机群。只有那一瞬间。”
        “……后来你就不觉得痛了?”
        “后来我就不觉得痛了。我和我的战机跌在大地上,散落得到处都是。天亮的时候,有一个不认识的人,走到一片残留着红星标志的飞机残骸旁边,哭了。我小时候在民间故事中读过:眼泪能够使人复活。再后来,另一个不认识的人拿来了刻刀,在花岗岩上雕刻出空军将士的轮廓,于是不朽的石头代替了易朽的肉体。这就是你现在看见的我。”
       “后来你就不觉得痛了。可是我,战前我曾觉得,世界上再也没有比我更痛苦的小姑娘了。而那罪魁祸首却成天笑嘻嘻的,好像什么都不知道似的……当时我在心里暗暗发誓,将来一定要抓住罪魁祸首不放,让他和我一块儿痛苦好啦……现在我已经不是小姑娘了,可我还是想问你一句,就一句……”
       石像再也没有回答她。

       妈妈有过两个孩子,一个是小雄鹰,一个是小白鹤。妈妈的小白鹤飞走了,又飞回来了。妈妈的小雄鹰飞走了,再也不飞回来了。
       妈妈和瓦列里叔叔重又住在一起了。他仍旧怜爱地唤她齐诺奇卡,仿佛时间又倒流回了1920年。刚刚荣升父亲的瓦列奇卡抱着儿子到处炫耀,差点就得意忘形地摔了一跤。他们唯一的儿子,他们的万涅奇卡,他们的小雄鹰。
       “现在你是我们唯一的孩子,娜塔申卡。”瓦列里叔叔这样说,仿佛娜塔莎是他的亲生女儿似的,“准备莫斯科大学数学系的入学考试吧,我们知道你还想继续念书。”
       在十六岁那年中断了的生活,要在二十岁时重新开始。关于她的十六岁、十七岁、十八岁、十九岁,不过是一份由意大利抵抗组织出具的文书,证明阿尔洛夫斯卡娅女士在战时历尽苦难、勇敢斗争。至于是些怎样的苦难,娜塔莎连妈妈都不告诉。
        妈妈根本用不着开口询问。梳头的时候,妈妈总能望见女儿早早花白的头发。
        娜塔莎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准备考试,一点点地拾起那些耽误了的知识。收到数学系录取通知书的当天,她就去买了瓶染发剂。于是她又拥有一头金发了,就像战前那样。
        可是新长出来的发根仍然是雪白的。她就一直染……新长出来的发根永远是雪白的。

        在莫斯科大学,数学陪伴着娜塔莎,就像男朋友陪伴着女朋友似的。
        战后的第一次中学同学聚会,九年级二班只剩下一半人,其中只有四个男生。他们坐在一起,翻来覆去地看那些永远看不够的照片,唱那些永远唱不完的歌。
         “小雄鹰,小雄鹰,展开你的翅膀,能把白昼变得黯淡。请相信我吧,我没想到死去,我才十六岁小青年……”每一次聚会,安妮娅总要唱这支歌,唱完后也总要搂着娜塔莎的肩膀,无限惆怅地说:“唉,娜塔申卡,娜塔申卡,还记得九年级的时候么?那时我只告诉你一个人:我喜欢他……因为他是小雄鹰……”
         如今安妮娅已经不姓苏尔科娃了,当然也没能姓布拉金斯卡娅。战争刚一结束,她就嫁给了一位复员军人。可是娜塔莎觉得:不能随随便便地就把自己的爱情交付出去。她耐心地等待着,相信自己还能够遇见一个人,有着小雄鹰那样的性格、笑容和眼睛……
         这样好的人自然是有的,这样好的人自然也都有女朋友。于是大学时光平平静静地过去了。毕业的时候,妈妈和瓦列里叔叔都说:如果娜塔莎还想深造,他们就会支持,因为她现在是唯一的孩子了。
        瓦列里叔叔在前线负过重伤,受着后遗症的折磨,而妈妈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娜塔莎这样回答他们:“我想尽快工作,因为我现在是唯一的孩子了……”
        她回第三十五中学当了一名数学教师。希帕蒂娅、埃米莉·布瑞杜尔、索菲娅·柯瓦列夫斯卡娅……在那些伟大的女数学家的名册里,永远地删去了娜塔莎·阿尔洛夫斯卡娅的名字。

         现在,只有在长辈和朋友面前,她还是娜塔莎。学生们和同事们都尊称她的名字和父名:娜塔丽娅·尼古拉耶夫娜。再难的数学题,娜塔丽娅·尼古拉耶夫娜只消扫上一眼,就能给出最简捷的解法。
        工作之余,娜塔丽娅·尼古拉耶夫娜勤快地将新长出来的雪白发根染成金色,参加各种舞会。她渴望有人爱她。
        可是,历经掳掠、苦役、活埋和游击战争的她,二十岁时就已经花白了头发,额头和嘴角也生出了严厉的皱纹。而那些留在后方的姑娘,个个都比她更加年轻漂亮、更加温柔快乐……
         时间平平静静地流逝。有时候,妈妈会在夜里哭泣。
        花岗岩雕成的空军飞行员仍旧严肃地凝望着莫斯科。娜塔丽娅·尼古拉耶夫娜仍旧将白发染成金色,赶去上班,赶去买菜,赶去参加舞会。

        第三十五中学1961届毕业生的舞会,定于6月21日晚上举行。备受爱戴的娜塔丽娅·尼古拉耶夫娜,也接到了一份请柬。女教师细心地染好头发,为挑合适的衣服而费了不少神。最后她选了件深蓝色的连衣裙,显得端庄大方,和年纪也相称。
        毕业舞会热闹极了。男生们的衬衫干净笔挺,即使穿着去结婚也不过分。女生们的连衣裙犹如怒放的花朵:粉红、天蓝、嫩绿、米黄、淡紫……这些极尽娇柔的色彩,再美也比不过青春少女的容颜。
        娜塔丽娅·尼古拉耶夫娜和每一个学生拥抱亲吻,祝福他们前途无量,看着他们成双成对地飞舞旋转。她自己也和几位男同事礼节性地跳了舞。她听见学生们兴致勃勃地议论着两个月前飞上太空的尤里·加加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宇航员……
        “时间过得真快。”她的舞伴感慨道,“人类已经可以飞向太空了。记得咱们读中学的时候,还在崇拜飞行员契卡洛夫,因为他飞到北极去了。那还是三十年代的事呢。”
        “请原谅。”女教师忽然满怀歉意地对舞伴说,然后就急匆匆地赶到盥洗室去了。
        盥洗室里也像舞场那样灯火通明。娜塔丽娅·尼古拉耶夫娜久久地站在镜前,端详着自己的模样。精心盘好的金色发髻中,不知什么时候散下了一缕白发,白得刺眼。
         难道是她染头发时不小心给漏掉了?
        几乎是一瞬间的事,娜塔丽娅·尼古拉耶夫娜彻底断了结婚的念头。那是在1961届中学毕业生的舞会上,那一年她三十六岁。

【注】

1、娜塔莎是小名,娜塔丽娅是正式的名字,尼古拉耶夫娜是父称。在俄罗斯人的习惯里,正名+父称,是对成年人表示尊重的称呼。从本章开始,我称娜塔莎为“娜塔丽娅·尼古拉耶夫娜”,表示她已经不年轻了。

《鲜花的山岗》第五十四章

  
     1945年5月,娜塔莎回到了久别的祖国。

       白桦树在教室窗外飒飒作响,年年春天都这样。莫斯科第三十五中学九年级二班的同学们,就是和这些白桦一起长大的。一年级的时候,沃洛佳踢足球不小心碰伤了树苗。四年级的时候,丽达摘下一片绿叶,夹在日记本里。七年级的时候,科利亚把娜佳的名字刻在了树上。九年级的时候,安妮娅坐在树下,悄悄地告诉好朋友娜塔莎:“我好像爱上了你的哥哥……”

       如今,在白桦树下立起了一块大理石碑,纪念那些牺牲在卫国战争中的同学。娜塔莎在碑前站了很久,她记得碑文中的每一个名字。他们见证了她的童年和少女时光,从她入学的第一天开始,直到永世难忘的1941年6月。那时,娜塔莎离开莫斯科,乘火车去了风景秀丽的西部边境,参加学科竞赛优胜者的夏令营。九年级二班的全体同学中,只有娜塔莎一个人得到了这份光荣……

       那暴风骤雨般的青年时代,注定要由另外一些人来见证。他们是游击队员,来自她所不熟悉的国家,有过她所不知道的生活。战前她从来没有见过他们,战后大概也很难再重逢。正因如此,关于他们的每一点记忆,都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倍显珍贵和可亲。那些并肩战斗的瞬间是这样,那些告别的瞬间也是这样。她的肩背永远记得告别时的拥抱,她的面颊永远记得告别时的亲吻。

 

       她记得安东尼奥和罗维诺。

       告别的时候,他们俩都换了新衣服,浓密的头发特地梳得服服帖帖。照罗维诺的说法:娜塔莎终于可以回家了,这是喜事;必须打扮得漂漂亮亮,才能给游击队的小妹妹送行。他们俩并肩而立,微笑着,每个人都将她的一只手紧紧地握在掌心。她闻到了那一缕淡淡的、永不消弭的烟草气息。烟是游击队员永远忠实的伙伴。

       “再见吧!娜塔莎,我们亲爱的小白鹤!我将永远珍藏着你的荷包。记着我吧。”

       说这话的时候,安东尼奥的一只手仍然和娜塔莎相握,另一只手则将小小的烟荷包托到她的面前。她凝视着红色丝线在家常花布上绣出的赠言,仿佛凝视着自己一去不返的少女岁月。

       “可别只想着这个傻瓜!小妹妹,有时候也要想想我啊。”

       想起一个,就不能不想起另一个。安东尼奥和罗维诺,在她的记忆中总是在一起的。

       “我们要一起走过大地的每一个角落……”

 

       她记得丽莎和贝什米特小姐。

       凭借着游击生活中积累下来的医护经验,丽莎得到了一份护士的工作,就在贝什米特小姐就医的那家医院。曾经像吉卜赛织毯一样华美的栗色长发,如今剪短了,齐齐地拢到耳后去。一顶护士帽端端正正地扣在那秀丽的前额上。

       “你看啊,亲爱的娜塔莎。”丽莎愉快地冲着她眨着眼睛,“现在我可是城里人的模样了。”

       果真是城里人的模样。丽莎果真是魔鬼般的女郎,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如果愿意,大概还能像一个聪明自负的大学生。

       “我要好好儿养活她,送她上学。我希望她长成一个有学问的人,会背许多许多的诗……”在那绿莹莹的眼睛里,浮现出久违了的做梦般的神气,“然后,我也要打发她到大地上走一走。”

       那都是以后的事。现在贝什米特小姐还刚刚满月,正心满意足地吮吸着手指头。娜塔莎久久地把她抱在怀中,想象着她长大后会是什么模样。

 

       她记得弗朗西斯。他笑眯眯地说:无论什么时候,他都来得及买一张回巴黎的车票。但是,身为第一突击旅的领导人,他想亲眼看着每一个伙伴都踏上回家的路。

       他给她留下了这样的祝福:“回家去吧……去找到一个亲爱的人……”

       她咬住嘴唇,一声不吭。

       “你是游击队的小妹妹……从前我对另一个姑娘也说过这些话。你们多么好,有时却又多么固执……”

       火车的汽笛拉响了。娜塔莎抓住车窗的边缘,探出半个身子。她不招手,也不呼喊,只是固执地望向那缓缓后退的月台,望向那不知何时才能重逢的朋友们。他们每一个人的头发,都在阳光下显得异常明亮,刺得她双眼发痛。她觉得他们格外年轻和美丽。

       这时,弗朗西斯一下子跑到车窗下面,抓住了娜塔莎的双手,亲吻着那纤细的手指。安东尼奥和罗维诺也跟着跑过来,向着她呼喊着什么。忽然一阵眼泪几乎令她窒息,她什么也听不见。后来,火车越开越快,将朋友们远远地留在了后面。可是娜塔莎仿佛还能看见:丽莎轻轻地举起女儿的一只小手,向她挥舞着。

 

       当年离开莫斯科,前往夏令营的时候,她还怀着少女稚气的苦恼和欢乐。如今归来的却是一位青年妇女,见过苦难,见过死亡,也见过爱情。

       “人世间的不幸并不只是善与恶的斗争。很多时候,好人们也会让彼此痛苦。有时是因为不当的爱,有时却是因为心与心之间的界限。冷漠、怯懦、自以为是和不必要的猜疑,也会毁掉许多美好的事物。记着这句话吧,小白鹤!”

       亲爱的妈妈,当娜塔申卡刚刚记事的时候,你就这样说过。那时娜塔申卡怎么能理解你,一位历经两次婚姻的坚强而孤单的女性。如今,你的女儿洗去了身上的血与火,从异国他乡回来了。你还会和她说这些话么?

       就是这儿,莫霍瓦亚大街十七号。一切都仿佛记忆中的模样,甚至台阶上那只毛茸茸的猫,也和四年前一样懒洋洋地晒着太阳。

       前来开门的是瓦列里叔叔,他是妈妈的前夫、万尼亚的爸爸……为什么瓦列里叔叔会和妈妈住在一起?为什么瓦列里叔叔的头发已经完全变白了?这些,娜塔莎都没有来得及细想……

       “你还活着!娜塔申卡,你还活着……”瓦列里叔叔毫不羞愧地哭了起来。

       妈妈并没有扑过来拥抱女儿。她刚一望见站在门口的娜塔莎,就倒在客厅地板上了。

《鲜花的山岗》第五十三章


       只要凭着两瓶酒和一碟凉拌番茄,小伙子们就可以说一下午的话。从他们共同记着的童年岁月,说到彼此天各一方的青春年华。

       当罗维诺和弟弟告别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1945年5月的第一阵晚风,将每一扇窗户里的灯光吹向他的面庞。他慢慢地走在米兰的大街上,心里明白:如今再也不用和子弹相互追赶了。费里西安诺邀请他参加自己的毕业典礼,他当然要去。他还期盼着契亚拉的婚礼,诸如此类可爱的事,他现在都可以从容不迫地安排。

       罗维诺想起了1936年深秋的那不勒斯。也是在一个与酒有关的夜晚,十五岁的他稀里糊涂地上了一艘船。然后就有了西班牙共和军第十二国际旅通讯兵瓦尔加斯;就有了意大利游击队加里波第第一突击旅战士瓦尔加斯;就有了那刚刚成为历史的一切。

       他忽然觉得很感动: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他还只有二十四岁这样年轻。

       在他和安东尼奥临时栖身的旅馆房间门外,罗维诺停下了脚步。当初在维查利雅,在爷爷奶奶的老屋,他推门进来的时候从不犹豫,开门离去的时候也从不拖延。那时,负伤的安东尼奥躺在老屋里,就像维查利雅躺在亚平宁的怀抱里。亲爱的维查利雅,亲爱的老屋,就是拿全世界的琼楼玉宇来换,罗维诺也决不交出你屋顶上一棵小小的蒲公英。

       ……罗维诺推开了虚掩的门。他看见安东坐在木板床边,出神地望向敞开的窗户。浩瀚无垠的夜色有如遥远的过去,缓缓流淌在米兰城的上空。

       “你还没睡?”他在安东身边坐下,悄声问道。

       “我向来是等着你的。你喝酒了?”

       “去看弟弟了,一块儿喝了几杯。”

       “亲人重逢,这是件好事儿,当然要喝上两口。多么羡慕你啊,小家伙……”

       “吻我吧。”

 

       吻我吧……

       这好像是一个梦,梦中有一抹奇妙无比的阳光,透过夜色亲吻着安东尼奥的面庞。然而身边那瘦削结实的躯体,他确确实实地感受到了。他转过脸来,看见了罗维诺那低垂着的、黄金般的面孔。

       那双向来桀骜不驯的眼睛,藏在密密的睫毛下面了。饱满的嘴唇仍旧富于自尊意味地抿着,好像罗维诺刚才没有说过什么话似的。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安东尼奥深吸了一口气,问。

       “没听见?那就当我没说好了。”

       可是安东已经紧紧地搂住了罗维诺的肩膀,大概,他这辈子都没这么用力过。然而他听不见罗维诺倒抽冷气的声音,也看不见罗维诺微微皱起的眉头。此刻,他知道的只有那两片火热而急切的嘴唇,还有萦绕其中的一点点葡萄酒的气息。

       清醒过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整个人都伏在罗维诺的身上。隔着两层薄薄的衬衫衣料,他的胸膛清晰地感知到罗维诺跳动的心。然后他终于看见了他的眼睛,犹如窗外那缓缓流溢的夜。

      “九年前你就去西班牙打仗了,小家伙……可我直到两年前才在意大利遇见你……”

       罗维诺闭上了眼睛。

 

    这就是安东尼奥所记得的一切。嘴唇贴着嘴唇,面颊依着面颊,彼此卷曲的深栗色头发,随着额头的相抵而密密地缠绕在了一起。他感觉到罗维诺的前额沁着一层细细的汗珠儿,就略略侧过头,伸出一只手,将那永远不服帖的头发揉到后脑勺上去。

        就好像在这夜晚晒了太阳似的。

       他的另一只手则摩挲着那不知何时袒露出来的肩膀,顺着抚摸到的是胸膛和腰腹……在小麦色的肌肤下面,微微跳动着紧实的肌肉,像收割过了的麦穗那样紧实。

       从一粒种籽到一株麦穗,在整个成长过程中,小麦都记着太阳的颜色。安东尼奥想起了那一抹奇妙无比的阳光,原来就是从这里泛出全部的光与热。他把耳朵紧贴在罗维诺的脖颈上,觉得自己听见了血液奔腾,如同海水汹涌。他并不十分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但现在不可能去做别的事情……

       “天地辽阔,遇不见就是遇不见,遇见就是遇见。”

       那一向富于自尊地抿起的、饱满的嘴唇,如今微微地张开着。低沉而滚烫的喘息声好像一阵热风,炙烤着安东尼奥的面颊。这仿佛是从太阳里吹来的风,他从小就熟悉。哪里有这样的太阳与风,哪里就有白金的橄榄树丛和嫣红的番茄地;哪里的柠檬树林就会投下一片睫毛般温柔的暗影。

       西班牙祖国仍旧回不去,可罗维诺·瓦尔加斯就在他身边。

 

       现在,别的一切都不打紧了。他们的每一滴汗、每一口气都已经交付与彼此,这就足够了。

       他听见罗维诺低低地喊了一声,只不过是在那一瞬间……安东猜测罗维诺一定觉得疼痛,自己多少有些愧疚。他轻轻地咬了咬罗维诺的鼻尖儿,不由自主地,竟然承认了一件可能惹人笑话的事情:

       “从来没有过……从来没有!信不信都随你……”

       暴风雨般急切的亲吻结束了他没有说完的话。

       ……就让那些终身养尊处优的人,躺在豌豆公主的四十层天鹅绒褥子上,做矜持而文雅的梦吧。那些人决不会有这样强健而匀称的躯体,因而也决不会领略到这样广袤而有力的欢乐。那些人的筋骨,都像皮肉一样娇嫩。

       他们两人的皮肉,却和筋骨一样结实。

 

       ……

       “睡着了?”

       “没有,我想听你说说话,小家伙。啊——啊,还是那一股葡萄酒的味儿。”

       “我没醉,我心里明镜似的。”

       “我知道。”

       “别人都回家去了,可是你的西班牙……将来你打算怎么办?”

       “你在哪里,我就在哪里。我和你在一起……”

       那一夜,罗维诺梦见了那不勒斯。一朵庞大的玫瑰色云彩,久久地停留在亲爱的南方城市上空。在飘荡着曼陀林和吉他声的阳台下面,许多双便鞋将晒热了的石砌人行道敲得啪啪作响——都是往球场去的:一刻钟后,那不勒斯将在主场迎战北方劲旅尤文图斯。远方,维苏威火山灰蓝色的身影,隐没在白蒙蒙的烟雾之中。

       那一夜,安东尼奥梦见了马德里。马德里有许多白色的墙。从来就没有谁被迫远离故土,从来就没有谁用木炭在白色的墙上写下临别的话,写给亲爱的人。

《鲜花的山岗》第五十二章

       每一天,贝什米特家的小姑娘都在长大;每一天,大地上都在发生新的事情。

       就好像春雷,忽然间就隆隆作响。就好像春水,忽然间就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一起,又肆意欢快地向四面八方奔涌而去。

       四月初,游击队控制了北方的交通要道米兰——都灵公路。整个北意大利都行动起来了。到了四月底,热那亚、米兰、都灵、威尼斯等城市,已经呼吸着自由的气息。五一节这天,意大利全境迎来了和平,比西线和东线都更早。

       刚刚满月的娜塔莎·贝亚德·劳伦夏·爱斯梅拉达·贝什米特,一点都不知道1945年春天拥有怎样的历史意义。她病了,正扯着又尖又细的小嗓子拼命地哭。

       “到大城市的医院里去,安安心心地瞧一瞧。”女医生卡洛塔提议,“现在可好了。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到哪里,就到哪里。”

       事情正像女医生说的那样。加里波第游击队第一突击旅的战士们,已经相互拥抱告别,回到各自思念着的城市和村庄去了。基尔伯特生前的朋友们——弗朗西斯、安东尼奥、罗维诺,当然还有娜塔莎,却一直将丽莎和她的女儿送到米兰。

       愿你永远愉快和光辉,鼎鼎大名的米兰。你曾聆听过多少这样的话语:“丈夫和妻子”,而说话的人还只是稚气未脱的小伙子和姑娘。即使你的旅馆并不都那么慷慨大方,你也总愿意把城郊田野上的一片小树林留给年轻的恋人。


       米兰留在罗维诺·瓦尔加斯记忆中的,却是另外一种浪漫。这浪漫无关爱情,而是一段近乎英雄般的传奇——1943年10月,一个被押送到米兰火车站的青年游击队员,单枪匹马地逃出了法西斯的手掌心。

       这是真的。因为罗维诺平生听过的第一个故事,是在维查利雅的老苹果树下,爷爷所讲述的古代英雄埃涅阿斯。

       米兰一家大型医院的院长,长期从事过地下工作,和许多游击队员都有往来。人们就把小姑娘带到他那儿去了。没什么要紧,无非是新生婴孩常有的那些毛病,需要住院调养一个星期。趁人们忙着料理小姑娘的事情,罗维诺悄悄溜了出来,甚至没有告诉安东一声。现在,他只想独自在米兰的大街上走一走。

       路过圣西罗球场的时候,罗维诺忍不住笑出了声。他想起了从前,自己藏在大学生宿舍里躲避追捕时,弟弟说过的话:“真应该带你去一趟圣西罗!”那时费里西安诺的神情和语气,就好像在谈论什么无价珍宝似的。

       就让费里西安诺为他的AC米兰骄傲吧。那时罗维诺曾向费里西安诺夸下海口:如果足球场上也有一位上帝,一定是要在那不勒斯显灵的,哪怕上帝今天还没有诞生。圣西罗球场再好,也比不过那不勒斯的绿茵,那里的每一寸草皮、每一个座位,都还记得罗维诺的的欢呼和热泪。

       罗维诺沉浸在这伟大的幻想中,仿佛肩头生翅、脚底生云,飘飘然地不知飞了多远。终于回过神来的时候,他竟然小小地吃了一惊:到底还是闯到这里来啦,费里西安诺那间小小的学生宿舍!

       “好久不见啦,老弟!”他咽了口唾沫,径直推开了门。


       费里西安诺一直把他拽到桌前坐下。

       “可把我想念坏了,老哥!你来得可巧,我正打算出门买酒喝……快被论文给逼疯了……”

       “指望老子帮你写么?”罗维诺讥嘲地打了个响指,“老子记得一清二楚,十一岁的时候,你就给贝亚德写了篇三千字的文学评论。说你现在写不出来,鬼才信呢。”

       “可是这篇论文里没有圣洁的美女贝亚德,怎么办呢?怎——么——办——呢?”费里西安诺哀怨地拉长了调子,“只有近代意大利各绘画流派的比较研究。”

       “果然是北方的文化人,大学生!书念多了就会毁脑子,这话一点都没错。老子连中学都没读完,亲身经历过的事情却要比你从书里看到的多上几倍。爷爷亲口跟我说过:好孩子不应该只过安稳日子;好孩子应该趁着年轻,到外面闯一闯,见识见识世界。爷爷当年就是这样儿的……”

       罗维诺说不下去了。费里西安诺则闭上了眼睛。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爷爷。”过了好一阵,罗维诺才终于能够重新开口,“就在维查利雅村前的矮坡上,他坐在那里,就像一只衰老的鹰。”

        “我想念爷爷奶奶,非常想念……我刚进大学的时候就想好了,要请他们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费里西安诺仍旧双目合拢,“还记得维查利雅的老屋么,罗维诺?墙上那些照片,有一张是爷爷和第一批AC米兰球员的合影……前些天我遇见一位老先生,他问我:‘嗨,小伙子,你该不会是罗慕卢斯·瓦尔加斯的孙子吧?长得可真像。想当年,瓦尔加斯来看我们建队后的第一场球赛,还跟我们照相留念来着……’唉,不知怎的,当时我在马路上就忍不住大哭起来,可真是……”

       “别谈这个了,老弟,刚才你不是说要去买两瓶酒回来么?我好久没醉过了。”


       正当费里西安诺翻出钱包,准备出去的时候,敲门的声音响了起来。

       门口站着的是这样一位女郎,犹如古罗马仕女从大理石底座上走进了人间。这就是契亚拉·瓦尔加斯,一如他们记忆中那般美好。

       弟兄俩几乎是同时吹了声口哨,争先恐后地迎上前去,拥抱和亲吻久别的堂姐。

       “我的天哪!我的天哪……”姑娘快快活活地絮叨着,“我到底有多久没看见你们啦?米兰刚一解放,我就从佛罗伦萨过来了,费了好大劲才找到你的宿舍,亲爱的小费里……罗维诺!神出鬼没的人哪,省得我再到处打听你的下落了……为了这个,我都要多亲一亲你!”她侧过脸来,郑重其事地在罗维诺的脖子上吻了吻。

       久别重逢后的手足热情,终于平静下来了。契亚拉在桌旁坐下,细心地理了理连衣裙的褶边。

       “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一件很重要的事……”她轻轻地说,“我订婚了。”

       这时弟兄俩才注意到,在她纤细的手指上闪烁着戒指的一点银光。于是拥抱和亲吻又一次包围了她,这一次表达的是祝福。

       “未婚夫是谁呀,契亚拉?”费里西安诺好奇地问。

       “在佛罗伦萨认识的,他是个工程师,我们到米兰来看望他的父母……”


       “契亚拉!”罗维诺打断了她的话,小心地问道,“他怎么样?”

       “他很爱我。他很善良,对我很照顾,我很敬佩他。”

       “你从小就骄傲,好姐姐,没有遗憾的爱情并不那么多。我很愿意祝福你,可我也担心你。你的眼神儿还和小时候一样不会撒谎。”

       “罗维诺!亲爱的……谁说你心肠硬来着?顶多有时候嘴不饶人。你是个多么体贴、多么敏感的孩子……”此刻,她以“孩子”来称呼自己的堂弟,尽管她不过比他大三个月。在她的眼睛里蕴着一片惆怅的温情:

       “……当我还是小女孩的时候,我常常做这样的梦:将来我要在维查利雅结婚,就在爷爷奶奶的老房子前面。我要向奶奶借来她当年的婚纱,要让苹果花和梨花洒落我的全身。站在我身边的是我一生中最爱的人……多好的梦啊。别笑话我吧,亲爱的。我要走了……”

       他们一直把契亚拉送出大学校园。就在这时,有一位卖花的老太太从门口路过。弟兄俩不约而同地围上前去,费里西安诺把钱包往老太太的手里一塞,罗维诺就把所有的花都捧到了契亚拉的面前。

       “给你!好姐姐,祝你幸福……瞧这些红玫瑰多美!还有紫百合,正巧咱们的契亚拉就住在佛罗伦萨……”

       “我记得,玫瑰花好像是英格兰的国花……是这样么?”契亚拉低声问。

       “没错儿。”费里西安诺最喜欢在女孩子面前卖弄学识,“白玫瑰象征约克郡,红玫瑰象征兰开夏郡。”

       “兰开夏郡?”

       “兰开夏郡是英格兰西北部的一个郡,鼎鼎大名的海港利物浦就在那里。”

       契亚拉把脸埋进了芬芳的花丛。



【注】

1、反法西斯战争欧洲部分,南部战线结束于1945年5月1日,西部战线结束于1945年5月8日。东部战线结束于1945年5月9日。

2、紫百合是佛罗伦萨的市花。

3、在本章的时间节点,即1945年春,利物浦隶属于兰开夏郡。1974年以后,利物浦隶属于默西塞德郡。

《鲜花的山岗》第五十一章

    
        “上帝赐给你一个女儿,我亲爱的。”丽莎听见女医生卡洛塔的声音,“多强壮的小女英雄,听她哭得多响!”

       这么说,是她自己估算错了。她曾以为一定是个儿子,长得和基尔伯特一模一样。那时基尔伯特是怎么回答她的?“我可希望是个女儿!她长得像你也好,像我也好……”

       她睁开了疲惫的眼睛,看见了卡洛塔轻柔地托在手中的婴孩,宛如托着一片花瓣。

       “哦哟,快让妈妈看看,小鼻子小嘴巴长得多标致啊!”卡洛塔兴冲冲地说着,把婴孩一直送到丽莎眼前,“不用等到长大,现在就是个美人儿!”

       嗨,刚出生的小娃娃,能漂亮到哪儿去?红乎乎的,皱巴巴的,别说漂亮,就连长得像爸爸还是像妈妈,都还看不出来。眼睛像谁?眼睛还睁不开呢。头发像谁?头发还没长出来呢。

       “我的小姑娘!我的小鸟儿!我的小云儿!我的小花儿……”她亲吻着小脑袋上那湿润温软的绒毛,柔声念叨。她听到云雀在窗外连蹦带跳、连唱带闹;她看到白云在四月碧空中嬉戏、追逐;她闻到紫罗兰和野玫瑰在原野上散发芬芳。现在,当她还没想好该取什么名字的时候,她就用自己感知到的一切美好事物,来称呼自己的女儿。

 

       “小姑娘是在游击队里出生的,一定要取个了不起的名字!”人们已经兴致勃勃地议论开来了,“普通的名字配不上她!”

       安东尼奥第一个提出了建议:“在马德里念中学的时候,我们戏剧社排演过维加的《羊泉村》。剧中有个漂亮、热情又勇敢的女主角,名叫劳伦夏……”

       “你的劳伦夏再好,也比不过贝亚德!”罗维诺不以为然地摇摇头,“丽莎,给你的女儿取名贝亚德吧!这可是但丁爱慕过的女郎,不会有错。费里西安诺那傻瓜有一次读完《神曲》,头脑一热,为贝亚德写了篇情真意切的作文。足足有三千字,教文学课的老太太恨不得给他打上一百二十分。”

       弗朗西斯则很明白:不要太着急参加别人的争论,应该耐心地等上片刻,最后才把自己的意见不紧不慢地阐述出来。这样可以显得更有份量:“我说,亲爱的老伙计们,如果你们读过《巴黎圣母院》的话,会觉得爱斯梅拉达是个美极了的名字……”

       每个人都想把自己祖国文学中最美好的女性形象,赋予这个诞生在1945年春天的小姑娘。大家互不相让,心里却都不约而同地想:小姑娘的爸爸是哲学系大学生,可有学问啦。如果是他的话,想到的名字一定再好不过……

 

       就在这时,一直沉默不语的娜塔莎走了过来,伸出双臂,将基尔伯特的女儿抱在了自己的怀里。她站着,身形窈窕,仪态庄重。好像她的年纪很小很小,又好像她的年纪很大很大。

       “丽莎,亲爱的,我知道有个好名字……”她沉静而略带羞怯地开了口,“我从前读过的许多书里,都有叫这个名字的姑娘。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里面有一个,屠格涅夫的《罗亭》里面有一个,高尔基的《母亲》里面也有一个……我担保,她们都是些好姑娘……”

       “我没读过多少书。不过,既然你说是,那就肯定是。”丽莎的手指慢慢地描画着毛毯上的刺绣花样,“是什么名字啊?”

       “娜塔莎。”

       妈妈就这样决定了女儿的姓名:娜塔莎·贝亚德·劳伦夏·爱斯梅拉达·贝什米特。还有谁家的小姑娘能有这样的荣幸?来自四个民族的名字,四个鲜花一样的名字,全都属于她一个人。

       在这四个名字后面,是古老而又响亮的德语姓氏,代代相传的父亲的姓氏。

 

       娜塔莎·贝亚德·劳伦夏·爱斯梅拉达·贝什米特一生中的第一个夜晚,就好像她自己一样纯洁无瑕。当夜晚偷偷地从天空中溜到人间的时候,沙沙作响的小树林就用柔软的枝叶接住它,然后再好好地放到天鹅绒般的草地上去,谁也不会被打扰到。

       女儿躺在妈妈的身边,睡得安稳而又香甜。像鸟儿的心似的,一颗小小的心,轻轻地跳动着。丽莎久久地望着女儿那圆滚滚、红扑扑的小脸,望着那微微张开的湿润的小嘴,觉得可以这样看一辈子。

       她定了定神,开始做她每日例行的功课。这就像吃饭、喝水、睡觉、呼吸一样,早已成了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丈夫。”

       她把手放在胸口。胸口是温暖的,轻轻起伏的。也就是说,丈夫活着。

       “妻子。”

       胸口仍旧是温暖的,轻轻起伏的。也就是说,她活着。

 

       “儿子。”

       她习惯性地说出了这个反复默诵、早已熟稔的德语单词,同时把手移到身旁,感觉到了女儿那温软的小小躯体。然后她才如梦初醒地发现自己错了——不应该说“儿子”,而应该说“女儿”。

       “女儿”用德语怎么念?基尔伯特没教过她。

       胸口一下子喘不过气来。她惊惶失措地环顾着房间,似乎在寻找着什么。房间里幽暗又安静,一个人都没有——他们怕打扰她,都出去了。他们在不在都一样,都不懂德语。

       “女儿”用德语怎么念?

       没有人回答她。

       泪水顺着她的面庞奔涌而下,那样急,那样快。她生怕自己会吵醒女儿,就转过身去,将脸埋进枕头,牙齿狠狠地咬在绣花毛毯上。

       整整五个月。五个月过去了,她才终于明白了一件事情:给她留下女儿的那个人,已经永远地离开了人间……

 

       她一直哭到夜深,仿佛是为了偿还过去那没有眼泪的五个月。女儿依旧睡得安稳,睡得香甜,不知道苦难,不知道悲恸。

       这时她感觉到,有人在温柔地抚摩着她的肩膀。丽莎转过脸来,朦朦胧胧地看见一个英俊的青年坐在她的床边。他的金色头发柔软卷曲,他的褐色眼睛聪慧沉静。

       “我是亨利希·海涅。我是你丈夫的挚友和弟兄。”

       她回想起来了。在丈夫离世的前夕,她所梦见的那个陌生而又亲近的人,就是他。那时她清楚地知道,那个梦不是哀悼死难,而是预兆永生不死的青春。

       他说的不是德语,也不是她所知道的哪一种语言。可她却听得懂他的话,并回答了他:

       “以前你来找过我们一次,就在我的新婚之夜……亲爱的,那时我睡着了,没有能和你说上话。基尔安慰我,说你以后一定还会来找我们……”

       “那时我来祝福你的婚礼。今天我来祝福你的女儿诞生。”海涅的声音宛如在吟诵诗篇,“我祝福她像春天一样美丽。”


【注】

娜塔莎·贝亚德·劳伦夏·爱斯梅拉达·贝什米特——我为什么要这样称呼基尔和丽莎的女儿?

小姑娘诞生在1945年春天,反法西斯战争即将胜利的时候。她的姓氏来自德意志,而她的名字,则是来自俄罗斯、意大利、西班牙、法兰西四个民族的赠礼。诞生在这样的年代,拥有着这样的姓名,她本身就是一个关于世界和平的祝福,关于人类友好共处的憧憬。

所有人都会迁就娜塔莎,安东尼奥会迁就罗维诺,而弗朗西斯作为最年长的一位,又会迁就年轻的朋友们。因此,娜塔莎赠予的名字——同时也是她自己的名字,会放在最前面,其次是罗维诺、安东尼奥、弗朗西斯。

《鲜花的山岗》第五十章


       树木的断枝会愈合,长出新的嫩芽;兵士的残肢会愈合,却长不出新的肢体。一个人能够做到的事情,可以很少,也可以很多。多少都不能忘。

       借着一次执行任务的机会,安东尼奥往谷口拐了一趟。他想要寻找基尔伯特的遗体,却只看到了一片新垒起的土坡,起码埋得下十来个人。于是他明白了:在那场可诅咒的战斗之后,当地的农民把牺牲的游击队员们全都葬在了一起,不分彼此。

       这么多年来,他不是早就应该习惯这种事了么?在不计其数的战死者中,能够独享一处长眠之所的,寥寥无几。如今他随手采的这朵小野花儿,也像这些年来他采过的所有花儿一样,是为了向全体牺牲者致以哀思,而不能够单独献给某一个人了。

       然而,这个人是基尔伯特·贝什米特,曾经拼着命把他从包围圈中带出来的朋友,理应值得一朵美丽的花……

       安东尼奥放下花儿,离开了。深秋的枯草在他的鞋子边上簌簌地颤抖,偶尔有一两棵随风飘起,挂到他蓬乱的头发上去。一瞬间他的脑海中闪过这样的念头:假如有一天,他和罗维诺也要遭到这样的命运,但愿人们会将他俩在墓坑中并排安放。但他立刻就不再想了。他曾对娜塔莎说过:不应该想到死亡,这样,战斗才会很轻松。

       只是,倘若丽莎问起她丈夫的身后事,他该怎么回答呢?

 

       丽莎根本不问。

       现在,人们都用尊敬而又怜惜的目光望着她。很有默契地,人们在她面前尽量不提到基尔伯特的名字,她自己也没提过。她仿佛并不觉得,自己年纪轻轻就成了什么人留下的寡妇。

       仿佛丈夫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人世。甚至仿佛从来就没有过什么丈夫。

       丽莎依旧给游击队员们包扎伤口、洗衣裳。动作依旧伶俐又轻柔,可她却好像看不见那些鲜血淋漓的伤口,也看不见那些补丁斑驳的衣料了。愈来愈经常地,她的目光追随着小鸟儿、小云儿、小花儿、小星星。因为人们都那么说:“想让你的小娃娃长得漂亮,那就多看看漂亮的东西。”

       秋天飞快地就过去了,冬天不知什么时候也快到头了,快得甚至没有给人留下什么不平凡的印象。在寒气中待久了的躯体,全凭自然的本能期待着春天的光与热。

       每天晚上,她都要把基尔伯特教给她的德语单词回忆一遍。生怕只要偷上一天的懒,就会忘掉似的。

       “儿子。”

       她把手放在腹部。腹部是温暖的,轻轻起伏的。也就是说,儿子活着。

       “妻子。”

       她把手放在心口。心口是温暖的,轻轻起伏的。也就是说,她活着。

       “丈夫。”

       她的手依旧停留在心口。因为叶塞尼亚老婆婆说过——爱一个人,是要凭着心去爱的。心口是温暖的,轻轻起伏的。也就是说,丈夫活着。

       每一天都这么过去,每一天她都跟着队伍前进。儿子在腹中,丈夫在心里。他们一家三口在北意大利的土地上辗转跋涉,都是靠着她一个人的那双小小的、孩子似的双脚。

 

       北斗七星重又升上了午夜的天顶,御夫座重又浸入了春水似的银河。1945年的春天如期而至,把碧草和野花铺满无名的坟墓。

       在亨利希·海涅百年前漫步过的波河平原上,农妇们开始播种了。在更久远的岁月之前,恺撒曾在这里折断自己的长矛,查理曼曾在这里用头盔掬饮波河的水。但只有播种人走过的地方,泥土才格外芬芳,格外温暖。

       这是三月。在波河平原上的一座农舍里,丽莎安静地坐在窗边,将一块洁白的亚麻布缝制成婴孩的小衣裳。她计算着日子,知道那意义重大的时刻就在不远处徘徊着……

       孩子用力地踹着她,仿佛等不及要穿上她亲手缝制的第一件衣裳;等不及要用两条白胖的小腿晃悠悠地站起来;等不及要跑到老橡树下面看蚂蚁搬家……从前这孩子也踹过她呵,那时是轻轻的、怯生生的,大概是因为和她相处不久,还感到羞怯。可是现在,和她熟络了,他就以小小身躯的全部力量,向妈妈宣告着自己的存在。他不知道世上有别离,有思念,有仇恨与爱;更不知道自己的生活道路将在和平的岁月里铺展开来。他只是盼望着、要求着诞生……

 

       窗外,安东尼奥和罗维诺并肩坐在柴火堆上,出神地望着一望无际的原野,望着枝头盛开的苹果花和梨花,望着来往播种的农妇们。

       “罗维诺,小家伙,我好像明白了一件事……”

       “怎么?”

       他们俩一反常态,彼此都把声音压得很低。好像身后的窗内有什么庄严又奇妙的秘密,他们生怕打扰了似的。

       “还记得前年秋天么?那时第一支队在萨沃纳地区中了埋伏,我受了重伤。可是我竟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还这么壮实。我现在知道这是为什么了。”

        罗维诺没有回答,他等着安东继续说下去。

       “我想,在1939年春天,当我乘船离开西班牙的时候,我的母亲一定曾站在祖国的海岸边,为我的征途祝福。她一定曾命令上帝,不许让死神把手伸向她的儿子……尽管我走之前没有和她见上一面,可我现在非常相信,那时她是站在那儿的……”

       “我也相信。”罗维诺揽住了安东的肩膀,“母亲就有那样的力量,母亲可以向上帝发号施令。母亲让死神滚开,死神就不得不滚开……”他的脸红了。毕竟,他太久没有说过这样温柔的话。

       “——只是你当时为什么不和她告别?”罗维诺忽然放开了双手,责备地问道。

       “那时我才十九岁……那时我蠢,会为在妈妈面前流泪而觉得羞愧……”

       “听着!”罗维诺一直凑到安东的耳朵跟前,“你不是答应过,战后和我一起去那不勒斯么?在那之前,先回趟都灵,看望我的爸爸妈妈……我太久没见过他们了。”

       关于母亲,关于她们的坚忍与温柔,关于她们的眼泪与微笑,关于她们的叹息和等待,关于她们的眼睛和双手——年少时,我们自以为对这些都了然于胸。岁月迢迢飞逝,道路遥遥千里,直到那时,一个人都未必能够了解,母亲究竟有着怎样一颗心。

 

       夜晚,丽莎躺在床上,把绣花毛毯一直拉到肩头。这时,有一个瘦削的身影推开门,悄无声息地走过来,将一盏煤油灯放在床头柜上。摇曳的小火照着大理石般的面容,这是娜塔莎·阿尔洛夫斯卡娅来了。

       这些日子,她愈来愈经常地陪伴在丽莎的身边。她坐在床边,爱怜地抚摩着丽莎的头发时,完全像是母亲对待女儿的模样。

       “娜塔莎,亲爱的好人儿娜塔莎……”丽莎果真用小女孩那样的声音开了口,“我有一点点害怕。”

       “害怕什么?”

       “不知道,就是又激动,又害怕……”

       “好啦,好啦,别瞎想。快睡吧,一切都会好的。我来给你唱个歌儿吧?”

       娜塔莎果真唱起来了。多少年前,在故乡莫斯科,当克里姆林宫的钟楼敲过了晚上九点的时候,外科医生齐娜伊达·谢尔盖耶夫娜,就会给摇篮中的女儿娜塔申卡唱这样一支歌:

 

“漫天星星一闪一闪,静静放光芒,

睡吧,睡吧,睡吧,睡吧,我的小姑娘。

小小鸟儿静静安睡,在那树枝上,

小小鱼儿静静安睡,在那清水塘,

小小云儿静悄悄地飞翔去远方,

睡吧,睡吧,睡吧,睡吧,我的小姑娘……”

 

       丽莎睡着了,就连娜塔莎自己也渐渐打起了瞌睡。当她不知不觉地伏在床边的时候,蓝色的头巾滑落下来,原本藏得好好的发髻也散开了。长长的头发一直披到后背上,如果此刻有人借着煤油灯光,就能勉强辨认出有一半头发是浅金色的。

       另一半头发早已变白了。

       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也许是从她凭十指挖开活埋的墓坑,连指甲都脱落掉的时候。也许比那要早一些,是从她在监工的皮鞭下忍饥耐寒,没日没夜地做苦工的时候。也许比那还要早一些,是从她和其他许多青年男女一起,被法西斯侵略者像运牲口一样关进闷罐车厢,远远地离开祖国的时候。